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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斯蒂格利茨1943年出生于美国的Indiana州,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他曾在Princeton, Stanford, MIT大学任教他现在是纽约Columbia 大学的教授并且是Columbia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主席。

自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且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在此期间,他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关键成员。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2001他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斯蒂格利茨博士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在宏观经济学、货币理论、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公共部门经济学、公司金融、产业组织理论、农村组织、福利经济学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80年代,他帮助R&D 经济学的再次复苏。他的工作解释了市场失灵的各种场景并指出了怎样的政府介入会让市场运转得更好。

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 他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的作者和编者, 包括十分畅销的本科教材《公共部门经济学》(诺顿公司)和与安东尼•阿特金森合著的《公共经济学讲义》。1987年,他创办的《经济学展望杂志》降低了其他主要经济学杂志所设立的专业化障碍。他曾经担任美国经济协会副主席。

斯蒂格利茨博士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教育者之一。他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并从1988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他主讲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金融学和组织经济学,包括在该校最受欢迎的《经济学》。他的数十名博士在世界各地任要职。


主要著作:
[1]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WW Norton, September, 2006
[2] Stability with Growth , with Jose Antonio Ocampo, Shari Spiegel, Ricardo French-Davis, and Deepak Nayya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006
[3] Fair Trade For All,with Andrew Charlt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cember, 2005
[4] The Roaring Nineties, W.W. Norton & Company,  October 2003.
[5] Towards a New Paradigm in Monetary Economics, with Bruce Greenwa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y 2003.
[6]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W.W. Norton & Company, June 2002.
[7] Economics for an Imperfect World: Essays in Honor of Joseph E. Stiglitz, edited by Richard Arnott, Bruce Greenwald, Ravi Kanbur, and Barry Nalebuff, The MIT Press, November 2003.
[8] Peasants Versus City-Dwellers: Taxation and the Burde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Raaj K. Sa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pril 2002.
[9] The Rebel Within: Joseph Stiglitz and the World Bank, edited by Ha-Joon Chang, Anthem Press, February 2002.
[10] 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 Third Edition, W.W. Norton & Company, February 2000.
[11] Economics, Fourth Edition, with Carl E. Walsh, W.W. Norton & Company, December 2005.
[12] 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Fourth Edition, with Carl E. Walsh, W.W. Norton & Company, December 2005.
[13] Principles of Microeconomics, Fourth Edition, with Carl E. Walsh, W.W. Norton & Company, December 2005.
[14] New Ideas About Old Age Security: Toward Sustainable Pension Systems in the 21st Century , edited with Robert Holzmann, World Bank, January 2001.
[15] Frontier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Future in Perspective, edited with Gerald M. Meier and Nicholas Stern, World Bank, May 2000.
[16] Whither Socialism? (Wicksell Lectures), MIT Press, January 1996.

个人主页:
www.josephstiglitz.com


全球化批判:

3月20日,斯蒂格利茨在位于北京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一次演讲似乎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相对于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中国之行,这似乎有点反常。但这不影响斯蒂格利茨的最新力作《全球化及其不满》的火热登场。
  斯蒂格利茨在2001年因为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曾于1993年至1997年在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先为成员,后为主席。1997年至1999年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再显锋芒,甚至引发争议四起。
  斯蒂格利茨在3月20日的演讲中,公开质疑亚当•斯密。他指出,美国“新经济”泡沫的破灭表明,“经济人”只追求个人利益,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实现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平衡,才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亚当•斯密要是知道他的理论只是帮助了大公司赚钱而没有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斯蒂格利茨认为,经济泡沫的破灭给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原因很多,其中,美国大公司CEO们所拥有的优先股权导致了美国股市的虚假繁荣。美国“新经济”的破灭,表明市场不具备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当市场不能发挥作用时,应该由政府来补充。从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很多失败中可以认识到,政府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作用巨大。
  斯蒂格利茨表示,实现政府干预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对中国尤其重要。在这方面,中国的金融业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良好迹象。
  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和许多人一样,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全球化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挑战。当各个国家形成自己的经济政策并且利用其比较优势时,全球化可以是收入显著增长的基础。如果发展中国家崛起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它们可以确保收入增长的利益被广泛分享,从而使贫困得到减缓。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中曾经对政策制定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斯蒂格利茨似乎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言人,他强调竞争过程的公平,反对用不同价值尺度和政策变异对待发展中国家。
  斯蒂格利茨对中国非常关注并且相当友好,在过去的20年里曾经多次访问过中国,与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知识分子和劳动者都有一定的接触和交流。他认为中国的增长一直是建立在设法进入国际市场的基础之上,中国已经拥有巨大的出口额,并且已经以其自身的条件吸引了外国投资者。而这些外国投资者已经做出了反应,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里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
  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中国几乎在每一个主要的议题中都作为一个参照点而出现:在转型、发展和危机管理方面都是这样。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在上述的每一个例证中,中国似乎都在提醒世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倡导的政策之外,还存在着可供替换的政策,这种可供替换的政策被证明是大为成功的。
  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所做的许多事情只不过是根据常识行事——并且是与“标准的”经济理论相一致的。在此危机期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避免了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高利率——而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标准特征。他们使用增加政府支出来建设所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随着短期中收入得到增强,较长时期增长的基础就已经被奠定了。
  《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的主题之一是,激励是有作用的,但如果游戏规则没有被正确地设定,扭曲的激励就会导致资产的剥夺,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在俄罗斯,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允许资本相对自由地流入和流出该国、高利率、法律规则的缺位,以及资本可获得性的缺乏,都意味着剥夺资产比创造财富更加有利可图。
  斯蒂格利茨强调,中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它近年来强调金融制度创建(比如股票市场)和“法治”的原因之一。将来还会不断有对于诸如竞争性政策、破产法和市场经济所隐含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其他方面问题的关注。只要强调适宜进程、公开和透明之法律程序,就会出现从“法制”(rule by law)到“法治”(rule of law)的过渡。
  斯蒂格利茨也表明了他对全球化的信心,他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和世界将从那些在构成上对世界上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国际协定和国际机构中获益。只有到那时,全球化才能够达到其促进世界上所有国家可持续与平等发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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