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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价值起源(修订版)
英文书名:The Origins of Value
作    者:【美】威廉·N·戈兹曼,K·哥特·罗文霍斯特
出 版 社:万卷出版公司
版次印次:2010年8月第2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丛书系列:
开    本:185mm*260mm
字    数:520 000
定    价:¥88
ISBN:978-7-5470-1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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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纸币的起源
    RICHARD VON GLAHN

    中国的铸币历史与地中海地区的铸币历史一样古老。秦朝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王朝,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建立。在秦朝时期,货币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中国的货币体系就完全不同于地中海地区和西亚地区的传统。 
    甚至在今天,“金本位”(gold standard)仍然意味着货币实际价值的稳定性,胜过美元、欧元、日元以及任何主权国家发行的纸币。在中国,封建王朝的货币体系基础并不是贵金属,而是青铜币(bronze coin)。在西方人的观念中,用铜(甚或白银)之类的基础金属制造的货币很容易遭受财政欺诈,因为统治者总是试图通过降低货币的重量或成色等方法,使流通中货币的名义价值大于它们的实际价值。青铜币被认为是中国最原始的货币,它具有单位价值较低的特征,是一个国家工商业不发达的见证。然而,尽管长期坚持青铜币的货币本位制度,中国却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体系的演变是一个均匀的、连续的过程,即从原始商品货币到黄金和白银这样的铸币,最后发展到纸币这样的纯粹的名义货币(nominal currency)。中国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强调的是,如何通过相关政策安排,使统治者能够熨平时而匮乏、时而充足的经济兴衰周期,以满足本国人的物质需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统治者可以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来保证物价水平稳定和物品供给充足。 
    支配西方思想的亚里士多德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早期,这一思想认为,充当货币的商品价值起源于它们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因此,黄金和白银货币所具有的价值直接与这些贵金属作为商品所具有的内在价值 成比例。这一货币概念与法定货币概念是很难兼容的。 
    相反,中国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断言,货币是由最高统治者创造的,赋予货币价值的是统治者手中的印章,而不是货币的内在价值或者交易价值。货币的起源被归功于古代的君主的圣明,他们用货币来促进交换,以达到减轻饥荒的目的。为了发挥这一作用,统治者必须控制货币供给量。虽然黄金货币在古代中国的先秦时期就得到了使用,但是,从秦朝帝国时代开始,中国历朝、历代的铸币材料都不再是贵金属,而是便宜得多的青铜或黄铜合金。黄金和白银的稀缺性制约了统治者生产金属货币的能力。铜是蕴藏量更加丰富的金属,也更易于开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照受政府的意愿进行生产,从而使政府能够按照国内需要增加货币供给的数量,至少从理论讲上是这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历代王朝的帝王们都曾经为青铜币的短缺而苦恼过。 
    中国的纸币始于宋朝,在10世纪后期,宋朝重新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当时中国南方与西方仍然在享受着经济繁荣,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饱受战争蹂躏的北方移民不断流入,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供给、扩大了税基。当时,跨地区的贸易活动非常活跃,但是,唐朝硬通货的短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业和贸易的发展。由于担心对外贸易使自己的货币储备更加短缺,统治者便使用降低硬币重量的办法,试图使自己的硬币失去对投机者的吸引力。此外,由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缺乏铜矿,不能大量生产新铜币,于是,统治者还利用铁和铅之类更为便宜、储量更为丰富的贱金属来铸造货币。这些由铁和铅铸造的、便宜的硬币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越过国境就变得毫无价值,正是这一特征保证了国内市场货币供给量的充足。 
    在这一时期,蜀国统治下的四川西部地区是货币自给自足的典型,四川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其经济相对独立。四川的心脏地区是一个大盆地,曾经是内陆海,被群山环绕,并将这一地区与中国的其他地区相隔开了,因此,四川躲过了八世纪中期困扰唐朝的内战和政治冲突。在丝绸业和刚刚兴起的茶业的推动下,这一地区把经济繁荣延续到了9世纪和10世纪。后来的蜀王国继承了这一繁荣,同时,也享受了相对稳定的货币供给。到950年,不断增加的国防开支迫使统治者铸造铁钱,以补充铜钱供给的严重不足,这样,蜀王国创造了中国铁钱与铜钱同时使用的双重货币体系(dual currency system)。 
    宋朝于960年建立于中国北方,在接下来的20年中,宋朝逐步征服了南方和西方诸王国,其中,于965年吞并了蜀王国。最初,宋朝试图在整个帝国中重建以铜钱为基础的、单一的货币体系。也许仅仅作为权宜之计,宋朝朝廷保留了四川已有的铁钱体系,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铁钱把铜钱逐出了市场 。979年,宋朝开始实施在四川恢复铜钱的计划,要求10%的税款用铜钱来支付,并在随后的10年中每年增加10%。他们认为,这一措施可以使铁钱逐步退出流通。然而,由于四川地区缺少铜钱,宋朝恢复铜钱的政策在纳税人中间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当时人们为了用铜钱交税,不择手段地获取铜钱。在一年之内,铁钱的价值下降了40%。三年之后,宋朝政府承认了用铜钱缴税计划的失败,并且放弃了恢复铜钱的设想。也就是说,当时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定者顺应了实际情况,在四川保存了独立的铁钱区。不过,宋朝政府明确规定,从事跨地区贸易的商人在离开四川时必须把铁钱换成铜钱。四川的造币厂(mints) 完全按照蜀王国的标准制造铁钱。 
    不过,四川铁钱也存在有严重缺陷。铁钱的内在价值较低,还不及等量铜钱价值的十分之一,在需要把资金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外一个地方时,成为商人和消费者的巨大负担,比如,一位家庭主妇不得不携带1.5镑重的铁钱到集市上购买1镑食盐;一个来自首都的商人拿出1盎司白银可以换到91.25镑铁钱。当然,携带和运送较低价值硬币的不方便也同样困扰着铜钱。为此,在9世纪早期,唐朝政府在首都长安创建了存款处(depository),商人可以在那里存入铜钱,取得汇票(所谓“飞钱” flying cash),在省城再兑换成铜钱。“飞钱”在茶商中间尤其受欢迎,他们希望用存放在长安存款处的铜钱到遥远的东南地区收购茶叶,那里是中国茶叶的重要产地,然后,在首都长安出售茶叶以赚取利润。 
    990年,四川的铁钱体系又一次遇到了严重危机。993年,由于铁钱大幅度贬值等原因,四川地区爆发了反抗宋朝统治的农民起义。农民军成功地攻克了四川省的省会城市成都,并且占领成都一直到994年7月。这次农民起义迫使宋朝政府关闭了四川造币厂,随即出现的硬币短缺,再加上运送体积庞大的铁钱十分不方便,一些商人便开始发行自己的纸票,人们也开始在私人交易中将其作为货币使用。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关于这些私人票据的文件,虽然还不能揭示它们的本质,但是,很有可能,这些私人票据是为了替代现金或其他交易媒介——黄金、白银和丝绸——而发行的,就像政府发行“飞钱”即汇票一样。 
    在随后的10年中,这些私人发行的“交易票据”(“exchange bills ”即“交子”)在四川的跨地区贸易中获得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一些不道德的商人发行的各种各样的私人票据(private bills)也开始泛滥,结果是相关讼诉案件急剧增加。1005年,为了稳定四川混乱的货币局面,益州(成都)知府张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张咏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恢复四川造币厂,这是宋朝政府对四川地区的特许,同时发行大铁钱,一个大铁钱等于十个小铁钱或两个小铜钱。第二,把“交子”纸票置于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只有成都16家拥有充足财力的商号联盟才有权利发行“交子”纸币(qiaozi paper notes)。张咏还明确规定了商人发行“交子”纸币的标准尺寸、颜色和格式等,尽管商人也在他们发行的“交子”纸币上打上自己的印章和“暗记”(水印之类的记号),但是,印制“交子”纸币所使用的劳动和材料都由地方政府提供。与以前一样,“交子”纸币没有标准面值,发行者把面值用墨水印在票据上。票据作为交易的媒介自由流通,当持有人希望兑现时,他需要支付3%的佣金。宋朝政府严格限制指定商号发行“交子”纸币的数量,使流通中的票据数量随季节性需求的变化而变化。 
    尽管得到了同代人的极力称赞,张咏改革并没有真正解决四川地区的货币问题。大铁钱因为政府税收而被低估了,所以,很快在流通中消失了。1014年,铁钱的重量减少了一半,以使其内在价值与面值保持一致。新的、较轻的铁钱 受到人们青睐,但很快这种小铁钱也从市场上消失了。自此以后,四川造币厂独家重新发行大铁钱,大铁钱再次成了四川地区新的货币标准。1014年,铁钱再一次调整,从此之后,一直到11世纪70年代,四川的货币和物价水平一直保持基本稳定。 
    张咏的纸币管制政策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授权发行“交子”纸币的商号把他们的现金存款投资于不动产、可耕地和奢侈商品,致使他们中有很多人根本没有充足的流动资金来赎回他们发行的“交子”纸币。与此同时,伪造者也开始大量出现,法律争议急剧增加。1016年,益州路转运使薛田建议,由宋朝政府来接管四川地区的“交子”纸币发行,但是,他的建议无果而终。三年后,1019年,“交子”纸币被迫按照20%或30%贴现。益州知州寇瑊发布命令,停止发行新的“交子”,尽管已有“交子”纸币仍在流通。1023年,寇瑊结束任期,他的继任者是薛田,薛田再次建议宋朝政府接管“交子”纸币的发行,这一次,薛田的建议被宋朝政府被采纳。一个国营的“交子货币局”( Qiaozi Currency Bureau ,即“交子务”)在四川成都成立了,被宋朝政府授予了独家发行“交子”纸币的权利。新的“交子”格式模仿了以前的私人票据,但是,新“交子”有两个固定的币值,即一贯和两贯。宋朝政府还规定了新“交子”纸币期满的条件,即流通两年后必须赎回(佣金为3%)。对“交子”流通时间进行限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保证票据在磨损和破碎之前退出流通并被销毁,从而减少伪造的可能性。第二、保证国家可以控制流通中的纸币数量。1024年,宋朝政府第一次正式发行“交子”纸币,数量为1,880,000贯,此后两年一次的发行额度都是1,256,340贯。 “交子”纸币在当时深受使用者的欢迎,尤其是那些从事跨地区贸易、甚至跨国贸易的四川茶叶商人,因此,四川“交子”常常是以高于其名义价值的价格进行交易的。 
    除了为商人提供方便交易的货币之外,“交子”纸币还在宋朝的国家财政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大多数前现代国家一样,宋朝政府把国家资源主要用于边境防御和对外战争。从一开始,宋朝政府就必须对付来自北方边境的两个可怕敌人:一个是契丹辽国,位于今天的中国东北(旧称满洲);另一个是西北的西夏党项王国。宋朝与契丹辽国于1005年缔结了屈辱的和平条约,即“澶渊之盟”,而西夏边境却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对峙状态。宋朝政府在北方边境派驻了大量军队,当宋朝政府与西夏党项王国的战争终于在1040年爆发时,宋朝动员了100万人的军队投入战争。由于北方边境距离宋朝首都开封十分遥远,且道路崎岖,高山林立,道路状况非常差,因此,供应北方边境成了宋朝财政管理的首要任务。为了鼓励商人为前线士兵提供谷物、草料和衣物等军需物资,宋朝军需官用期票(promissory note)支付给这些商人,宋朝政府的期票也叫“现钱交引”(XianQian JiaoYin),或者“兑现汇票”(ready cash change drafts)。这样可以节省商人把硬币运回首都开封的费用,“现钱交引”还可在首都开封的“国家专卖局” (Monopoly Trade Bureau)兑现铜钱。当时的“国家专卖局”也叫“榷货务”(JueHuoWu)。 
    1026年,宋朝政府开始用“现钱交引”来支付那些向西北驻军提供军需商品的商人。这些“现钱交引”票据可以在四川地区兑现成铁钱或“交子”纸币。11世纪40年代,宋朝与西夏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军事开支迅速增加,为此,宋朝政府进一步增加“交子”的发行量,以支付不断增加的战争成本。1048年,战争结束之后,宋朝政府建立了一种新的军需保障体系,该体系的基础是商品代金券(commodity vouchers),而不是四川货币(SiChuan Currencies)。供应边境军队的商人可以用收到的食盐代金券——“盐钞”(yanchao)——从位于山西解州的官办盐场购买食盐,这些盐场的规模都非常巨大。国家垄断了食盐交易,保证了丰厚的利润,而食盐代价券(“盐钞”)本身成了可转让的工具,便利了商人之间的贸易活动。后来,食盐代金券(“盐钞”)取代了四川的“交子”纸币,在西北边境地区被广泛使用。直到11世纪70年代,“交子”纸币才重新在国家财政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专卖局”同时发行的票据,不仅包括标明硬币币值的“现钱交引”,而且还包括食盐和其他商品代金券,这些都成了可以流通的交易工具。后来,宋朝批准建立了这些票据流通的二级市场,在首都开封,宋朝政府允许有官方许可证的商号可以买卖“交引”(JiaoYin),而且通常还有一个溢价。11世纪40年代,大约有100多家这样的商号。起初,“交引”并没有固定的币值,发行者只是在票据上标明其价值,再加上他个人的印章即可。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宋朝政府发行了有标准币值的“交引”,以方便私人交易。大约是从1029年开始,“交引”的发行权被集中在首都开封,即集中在“国家专卖局”手中。 
    1069年,宋朝出现了一次扭曲的政治改革。两位幻想家——新继位的皇帝神宗(大约1068-1085年)和他的丞相王安石(1021-1086年)——发动了一系列大胆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其目的是要彻底改变国家和社会。按照他们的观点,是要彻底改变外敌入侵和国内日益恶化的分配不公这两大罪恶,就要实现伟大的国家复兴——当皇恩到达帝国的每个角落时,社会就会像枯木逢春一样恢复活力。王安石希望以此来解放生产力,把农民从地主、高利贷者和无良商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实行“新政”需要大量的货币,于是,王安石试图通过增加铜钱的生产来筹集货币。从1073年到1084年这一时期,宋朝铜钱的产量翻了两番,超过了每年500万贯。在四川地区,宋朝政府增加货币供给的办法不是铸造更多的铁钱,而是同时发行两期“交子”,使流通中的纸币数量翻了一番。尽管从理论上讲,“交子”仍然可以与硬通货相互转换,但是,在实际中,当旧票据期满时,“交子”发行者会用新票据赎回,而不是用硬币赎回。随着流通中“交子”数量的不断增加,人们对“交子”纸币的可兑换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担心,再加上四川茶业的国家垄断经营,导致“交子”大幅贬值。茶商曾经是“交子”的主要使用者,但是,1076年,由于王安石创建四川茶叶市场,实现了四川茶业生产和销售的国有化,此后,四川茶商对“交子”的需求很快消失了。 
    由于四川“交子”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作为货币它已经没有价值了。为此,宋朝政府决定发行一种新的纸币来取代它。这一新的纸币叫“钱引” (QianYin)(“cash draft”)。“钱引”也就是“现钱交引”的简称,是一种由“国家专卖局”发行的期票。1100年,洪水冲毁了解州盐场,解州盐场是宋朝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宋朝政府的财政因此而遭受了巨大损失。由于解州食盐代金券(“盐钞”)暂时作废,在1105年夏天,作为替代品,宋朝政府重新发行新的标明硬币面值的“钱引”,并且数量十分巨大。起初,“钱引”在宋朝的北方地区获得了广泛认可,硬币供给常常短缺。之后,人们就不再接受“钱引”了。“钱引” 很快在市场中失去了立足地。 
    在通过减少流通中的“交子”数量来提高纸币价值的尝试中,1107年,宋朝政府引入了“四川钱引”,并以1:4的比率兑换旧的四川“交子”纸币。但是,“四川钱引”并没有给宋朝带来好运气,一年之后, “四川钱引”大幅贬值,迅速跌破面值的10%。面对 “四川钱引”的再一次失败,宋朝政府选择了“根治性外科手术”(radical surgery)的方式进行改革。新丞相张商英是四川本地人,也是一个顽固的财政保守主义者,他宣布,已经发行的票据(第41,42和43期) 不能被赎回,从而使它们完全失去了价值。张商英还结束了同时发行两期票据的做法,同时,他还确定原来的125万贯新票据限额计划于1111年发行。此外,新票据的期满条件也从过去的两年延长到了三年。当张商英宣布流通中的“交子”和“钱引”票据全部作废时,曾经引发了社会动乱和经济危机。 
    1127年,最初以北满为根据地的女真金国军队越过了宋朝政府的防线,攻占了宋朝的首都开封,迫使宋朝政府逃到中国东南地区。宋朝政府临时建都杭州,在整个南宋时期(1127-1276年),宋朝帝国的北半部,即最初中国的心脏地区首先被金国征服者统治,然后,被1234年推翻金国的蒙古人统治。宋金的边境线从淮河流域和东海延伸到了位于西部的四川的北部边界。杭州是宋朝的新首都,与原来的宋朝首都开封相比,从四川到位于中国东南地区的杭州,距离非常遥远。由于四川北部与金国有很长的边境线,这使得四川地方政府的国防负担极为沉重。南宋时期,南方一再发生军事危机,于是,四川财政监督(他们拥有较大的发钞自主权)通过发行越来越多的“钱引”票据,来应付急剧增加的军事开支。1128年,四川停止铸造铁钱,同时,大量增加了“钱引”票据发行。至1136年,流通中的“钱引”大约有25,000,000贯,货币泛滥迫使南宋杭州政府发布命令,禁止发行更多“钱引”。然而,新的战争威胁以及1161年再次爆发的战争,又一次迫使四川地方官员印制越来越多的纸币,结果使得流通中的“钱引”票据进一步增加,至13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其数量达到了80,000,000贯。从12世纪30年代到12世纪90年代,“钱引”大约按照其面值的30-40%流通。过多的“钱引”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说明,说明社会公众仍然对这些票据有信心。“钱引”变成了这个地区的货币标准,表现为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钱引”作为计价单位和记账单位(吊,即缗)。与“交子”不同,“钱引”不能自由兑换硬通货。在四川地区流通中的铁钱数量一直很少(仅占货币供给总量的1%-2%),并且,铁钱仅仅被当作零钱使用。因此,四川地方政府是以“钱引”作为税收和财政支出的货币标准。在政府的财政收支中得到承认,也有助于稳定“钱引”在私人交易中的价值。 
    1127年,金国占领了中国北部,彻底改变了宋朝疆界及其资源基础,宋朝政府被迫全面改变了它的财政管理和货币政策。当宋朝政府仓皇逃离开封时,没有能够把国库中铜钱带走,留下了100,000,000贯铜钱。当然,这些硬币储备被金国掠夺一空,为此,宋朝政府只能用期票来支付军队的给养,尤其在淮河沿岸的新的边境地区(淮南)。虽然,在名义上,这些期票可以从位于杭州的“国家专卖局”中兑换现金,但实际上,兑换几乎不能实现,后来公众期票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更糟糕的是,由于战争和贫困,国家造币厂的产量迅速下降,下降到了北宋时期年产量的十分之一。南宋政府被迫降低铜钱的重量,结果导致伪造泛滥。很快,北宋时期发行的足额铜钱从流通中消失了,市场上充满了南宋发行的份量不足的铜钱,这进一步加重了当时的货币危机。针对货币市场的混乱状况,位于杭州的货币兑换商开始发行他们自己的可转让票据,即所谓“便钱票据(convenient cash bills)”。当时的“便钱票据“也被称作“便钱会子(bianqian huizi)”,也被称作“寄付会子(jifu huizi)”。但是,很明显,宋朝政府反对这种做法,因为宋朝政府把私人发行“会子”看作是对政府发行期票的一种竞争行为。1135年,宋朝政府明令禁止私人“会子”在杭州城外流通。不过,由此引起的反对声讨迫使宋朝政府在第二天就取消了禁令。就这样,由私人发行的“会子”仍然在中国东南的其他地区广泛流通,只是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这些私人“会子”票据的流通范围和流通数量。 

    1150年,货币短缺(shortage of currency)——当时叫“钱荒”(“coin famines”) ——曾经引起了南宋的经济危机。货币奇缺抑制了贸易活动,造成谷物价格大幅下降,当时,农民发现自己陷入了通货紧缩与税收和债务负担加重的双重夹击之中。1159年,南宋的财政官员报告说,人们正在大量地囤积铜钱,囤积的数量已经达到百万贯。在这一报告中,财政官员还劝说南宋政府,必须严格限制硬币储蓄。因此,宋朝政府决定,居民持有的硬币不得超过10,000贯(官员可以持有20,000贯),超过这些限额的硬币必须上交官府以换取商品代金券 。1159年,宋朝政府颁布了《反硬币屯积法》(Anti hoarding Law) ,但是,《反硬币屯积法》不仅没有能够阻止人们囤积硬币,而且不仅沉重打击了私人的“会子”,并且危及了私人“会子”的发行者和兑换商,从而影响了“会子”的流动性。 
    六个月之后,即1160年初,临安府知府钱端礼开始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发行“会子”票据,以补充现金储备的短缺。地方政府发行的票据是在首都之内得到承认的法定支付手段,但是,事实上,私人“会子”票据仍在继续流通且不受限制。1160年末,钱端礼升任户部尚书(the Ministry of Revenue)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这里,他开始实施政府接管私人“会子”的行动,并强调“会子”作为军队融资手段的重要性。宋朝政府准许并委派“国家专卖局”来印制和发行新票据。1161年初,宋朝政府发行的“会子”受到了公众欢迎,于是,政府“会子”很快将私人“会子” 从流通中驱逐了。 
    起初,政府“会子”的发行范围仅限于两浙,即杭州的周围地区。第一年,“国家专卖局”发行了400万贯“会子”,币值分别为1贯、2贯和3贯。(200文,300文和500文的小面额“会子”是于1164年初发行的)然而,六年之后,流通中的政府“会子”总量增加到了2800百万贯。虽然在名义上这些“会子”票据可以兑换成硬币,但是,国家为它们准备的硬币储备却非常少。此外,很多地方官员也拒绝接受人们用政府“会子”来交税。这样,政府“会子”实际上已经不能兑换硬通货了,1166年,“会子”的市场价值大幅下降。孝宗皇帝(大约1162-1189年)在财政事务上谨小慎微,不信任新纸币,所以,当政府“会子”的价值下降时,他便下决心从流通中回收政府“会子”。从1166年到1167年,孝宗政府共支付了300万两(112,500克)白银赎回政府“会子”,尽管此后,仍然有近600万贯政府“会子”在继续流通,不过,孝宗政府赎回行为使政府“会子”的市场价值又回升了,这使孝宗皇帝对新货币的信心由弱转强。1168年,宋朝政府建立了管理“会子”票据的新程序,即模仿四川“钱引会子”,按照三年一期发行“会子”,每次发行的总量不超过1000万贯。与此同时,南宋政府正式宣布“会子”不能兑换成硬通货。1107年以来,不可兑换的四川“钱引”票据的相对成功,推动了宋朝政治家们货币思想的转变。此前,公众对纸币价值的信心源于其可以兑换成硬币,同样的理念也支持了把商品代金券当作金融工具。然而,在四川,尽管“钱引”票据相对于它们用硬币表示的名义价值有所下降,但是,在整个12世纪,四川“钱引”票据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内在价值。所以,宋朝的财政官员强调,保持法定货币价值稳定的关键是在国家支付 中接受纸币,而不是纸币可以兑换硬币。为了坚持这一原则,1170年,宋朝政府采用的做法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一半使用铜钱硬币,一半使用“会子”纸币。 
    在新的“会子”体系运行的第二年(即1169年),宋朝政府决定发行第二期“会子”票据,即允许同时发行两期“会子”——总量达2000万贯,同时进入流通,这正是四川“钱引”的做法。其后,新的“会子”发行恰逢原先发行的“会子”到期(即第三期的发行用于收回第一期到期的“会子”,第四期的发行用于收回第二期到期的“会子”)。到期年限被延长到了六年或者更长时间(第四期流通了十年),两期“会子”同时流通的原则一直延续到了13世纪初。至1183年,宋朝政府一直严格控制流通中“会子”的数量。此后,“会子”的数量不断增加(见表4.1)。如上所述,1168-1170年,宋朝政府进行了货币改革和财政改革,在此后的20年中,“会子”票据赢得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基本上按照其面值在市场上流通。

    4.1 南宋流通的会子数量(表略)

    但是,在12世纪90年代早期,由于流通中的票据过多导致“会子”的价值急剧下降。1206年,宋朝政府对金国发动了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两年之后,这一战争也的确是以南宋政府的战败而结束的。四川当地的军事将领们趁机纷纷宣布独立,虽然后来宋朝恢复了对四川地区的统治,但是,这些内外战争的花费加起来大大超过了当时财政体系的承受能力。1207年,宋朝政府第一次允许三期“会子”同时流通,总额达1亿4千万贯。如此荒唐地印制纸币导致了货币大幅度贬值,“会子”的市场价值迅速跌破了其面值的一半以上。1209年,战争结束之后,宋朝政府试图恢复“会子”票据的价值,具体做法是通过硬币支付、政府封地、商品专卖和官位提升等手段来回收第11期“会子”的三分之二。两年之后,即1211年,宋朝政府用第14期和第15期“会子”回收了第11期、第12期和第13期的“会子”。当时,宋朝政府下定决心要减少流通中的“会子”票据,规定旧的“会子”票据只能按2:1的比率兑换新的“会子”票据。然而,宋朝政府人为宣布第11期、第12期、第13期“会子”贬值的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它使人们彻底失去对“会子”票据的信心。旧的“会子”市场就这样崩溃了,新的“会子”票据的也失去了可信性,后来宋朝政府新发行的“会子”票据的市场价值只有其面值的60%左右。 
    从1168年开始,改革后的“会子”纸币体系仅限于宋朝的东南地区,当时人们通常将这一货币称作“东南会子(“southeastern huizi”)”。在与金国休战期间,宋朝政府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地方性的货币战争。1127年,金国攻克开封,并缴获了宋朝的大量铜钱、黄金和白银。1141年,宋朝与金国签订了所谓“和平条款”,按照和平条款的规定,宋朝每年要向金国支付大量白银和丝绸,作为战争赔款,而此时,金国也正在遭受硬币短缺的痛苦。不过,在金国占领区内,铜钱的购买力远远高于宋朝统治区,所以,宋朝统治区内的铜钱源源不断地流向金国占领区,同时,还外流到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不过,这一流动是秘密进行的,因为硬币出口是被严格禁止的。金国为了保证其统治区内的硬币不会再回流到宋朝,因此,在与宋朝接壤的边境线上建立了一个“货币缓冲区(a coin-free buffer zone)”。1154年,金国也发行了自己的纸币,名为“交钞(jiaochao)”或“交易代金券(exchange voucher)”,用于替代黄河沿岸边境地区流通的铜钱,同时,禁止在这一地区使用铜钱。 
    宋朝政府对此做出反应,也建立了自己的“货币缓冲区”。1165年,宋朝政府发行了新的“交子”货币,即“淮南交子(huainan jiaozi)”,淮南交子”仅限于在位于淮河和长江之间的淮南地区流通,同时还从这一地区撤回铜线。 但是,“淮南交子”并没有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两年之后被宋朝政府收回了。1170年,宋朝政府又尝试了一项新的改革,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策略,即在淮南引入铁钱,并要求铁钱与以铜钱标明币值的“会子”纸币同时流通。此后,(在1192年至1202年之间,以及1218年之后),宋朝政府再一次尝试在淮南建立一个地区性的纸币体系,也只是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并且由于此前发行的“淮南交子”是用这个地区的铁钱标明币值的,不能兑换成以铜钱标明币值的“会子”,这就造成了淮南地区与东南地区的贸易障碍。1160年,宋朝政府发行了另一种地区性的纸币,名为“湖会(huhui)”,在湖北与金国的边境地区使用,这一地区正好位于淮南与四川之间。淮南和湖北纸币 使用中的地理区域非常有限,削弱了它们在交易中的作用,这两种货币 甚至比“东南会子”(“southeastern huizi”)贬值得更快。因此,在宋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中,中国事实上被分成了四个不同的货币区(见原著p.74图):一是首都和东南地区(“会子”和铜钱);二是四川地区(“钱引”和铁钱);三是淮南地区(“交子”和铁钱);四是湖北地区(“湖会”、铜钱和淮南铁钱)。这四个货币区恰好对应宋朝政府建立的四个总军需部(总领所)的管辖区,它们负责宋金边境驻军的财政管理和军需供给。这一重叠 证明了南宋纸币作为国家支付手段的首要目标。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各个地区的纸币也被成功地用作私人贸易的主要交易工具,尤其是在工商业较为发达的东南地区和四川地区。 
    1206-1208年,爆发了宋朝与金国的战争,尽管金国取得了胜利,但其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被战争大大地削弱了。1211年,成吉思汗对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1215年,占领金国的首都(今天的北京)和金人的满洲家乡。金国政府被迫逃至原北宋首都开封,并计划通过财政政策来为其军事和国防筹集资金,包括创造一种新的纸币—“国库凭证(treasure certificates)” ,也叫做“宝券(baojuan)” 。金国纸币的迅速贬值可由其发行的“国库凭证”面额的迅速增加来证明(10贯,20贯,50贯,100贯和1000贯)。这些应急措施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金国官员在开封和地方辖区内肆意印制纸币,很快又使新货币失去了信誉,“宝券”开始大幅贬值。虽然金国朝廷勉强支撑了20年,但是,其财政体系和货币体系早已崩溃了。1234年,当金国最终被蒙古人灭掉时,金国的纸币在市场上已经完全消失,仅有的贸易是以白银作为交易媒介来进行的。 
    当金国忙于应付蒙古人入侵时,宋朝有了一个暂时的喘息机会,但是,宋朝的货币体系在13世纪30年代遭受到了另外一系列的冲击。1231年,杭州大火焚毁了首都大片地区,包括皇室宗庙。巨大的重建费用迫使宋朝政府发行新的“会子”(第16期)。新纸币的大量发行使“会子”的市场价值降低到了220文的历史新低。1234年,宋朝政府再一次发行了新的“会子”(第17期),与此同时,用黄金、白银和食盐代金券来收回第14期和第15期“会子”,第14期和第15期“会子”已经流通了23年之久。 
    当时,用于印制“会子”的纸张质量显著下降,也成为第17期和18期“会子”迅速贬值的原因。自12世纪60年代“会子”票据流通以来,用于印制它们的纸张一直来自四川和安徽的池州和徽州,这两个地区以生产优质纸张而闻名天下,这些优质的纸张主要用于绘画、书法和精美书籍。四川的桑皮纸质量最好(并且最难仿造),也最为贵重。那时“会子”是在宋朝首都杭州印制的,由于四川距离杭州的路途十分遥远,为了降低成本,所以用于印制第17期“会子”的纸张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库存的、非常昂贵的四川桑皮纸;另一部分是杭州本地生产的、质量较低的廉价纸。第18期“会子”的印制全部使用了杭州本地生产的质次价廉的纸张。由于劣质纸张更易于仿造,因此,使用杭州本地生产纸张印制纸币的做法,进一步侵蚀了第17期和第18期“会子”的价值。 

    * * * 
    1260年,忽必烈(1215-1249年)当选为蒙古大可汗,这意味着宋朝的灭亡。忽必烈的先辈们渴望征服西亚,而忽必烈的雄心却是成为中国皇帝。1236年,21岁的忽必烈已经在中国北部的前金国统治区内被赐予了封地,此后,他显示出了卓越的行政和军事领导才能。1264年,忽必烈击败竞争对手,赢得了大汗宝座,之后,他很快把注意力转向了征服宋朝。同年,宋朝皇帝理宗(大约1224-1264年)驾崩,留下一个10岁的侄子继承了皇位。理宗的丞相贾似道(1213-1275年)趁此机会控制了宋朝政权,并推行了一个“彻底的财政改革计划”(the program of radical fiscal reform)。贾似道试图通过重新分配纳税负担来增加政府收入,最为臭名昭著的做法是强迫地主将其大部分财产出售给国家,而国家支付给地主的是“会子”票据。贾似道还实施了所谓“深远的货币改革”(the far-reaching monetary reform),1264年12月,他宣布建立新货币——“黄金/白银/现币担保”(gold/silver/ready coin surties),也叫作“金银现钱关子”(jinyin xianqian guanzi),用于取代第18期“会子”,兑换比率是一新贯换三旧贯,而第17期“会子”则被宣布作废,并且不能兑换。无论名称多么好听,贾似道的新货币实际上是不能兑换任何铜钱或贵金属的,再加上他公然宣布废除了第17期“会子”,引起市场恐慌,物价水平再次疯狂上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宋朝政府多次发布命令,禁止贾似道的新“关子”贴现,但收效不大。为了生产新货币,宋朝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四川每年提供2000万张优质桑皮纸,由于蒙古军队攻入四川(1271年,蒙古人攻陷四川),这一计划没有得到执行,贾似道的所谓财政改革和货币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了。1276年,忽必烈的军队攻占宋朝首都杭州,废黜了最后一个宋朝皇帝。 
    1234年,蒙古征服金国之后,蒙古统治者把金国的统治区域划分成了若干封地,赏赐给蒙古贵族,其中,包括未来的大汗忽必烈。这些蒙古贵族继续沿用金国的做法,发行以丝绸纱或白银标明币值的纸币,这些纸币仅仅在各自的辖区内流通。在大多数情况下,前金国统治区的蒙古最高领主以丝绸的形式收取贡品。成吉思汗的先辈,作为大汗,偶尔也发行纸币,但数量十分有限。1260年,忽必烈就任大汗,他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式取代了中国北方各种各样的独立王国。1272年,忽必烈按照中国传统方式,给这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取名为“元”(1272-1368年)。为了实现“统一”和“集权”的目标,忽必烈和他的汉人辅臣们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标准,以促进前金国统治区与位于中西亚的蒙古地区之间的贸易活动。就任大汗几个月之后,忽必烈宣布引入一种新的纸币,名为“中统元宝交钞”(zhongtong yuanbao jiaochao),简称“中统钞”(zhongtong chao),作为元朝帝国的货币体系基础。虽然以铜钱标明币值,“中统钞”却不能兑换白银。为了鼓励人们使用自己的新货币“中统钞”,忽必烈禁止在市场交易中使用铜钱。 
    1276年,杭州失陷,宋朝随即灭亡,给蒙古人留下了巨大的行政管理和财政管理任务。宋朝统治区共有6000多万人口,是旧金国统治区人口的两倍,更有着十分复杂的商业活动和经济关系。为了满足财政管理和私人商业交易的需要,元朝政府迅速增加纸币供给,并允许宋朝“会子”的持有者按照50:1的比率兑换“中统钞”,而那时“会子”几乎一文不值了。新货币“中统钞”的发行量很快超过了元朝政府的白银储备,使元朝政府关于“中统钞”可以兑换硬通货的承诺无法实现。1282年,元朝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新的货币管制措施,禁止用黄金和白银进行私人交易,自此,“中统钞”事实上成为不可兑换的货币。后来,元朝政府把“中统钞”的记账单位从铜钱改为白银(以两或其“十进制”的小数计量),价值计量单位变成白银并不意味着白银本身就是货币标准,而是意味着纸币将取代白银成为交易媒介。与晚期的宋朝政府一样,元朝政府仍然要求大部分税收用银块支付,尤其是商品税、商业税和消费税。 
    当元朝政府的“中统钞”无法兑换硬通货 之后,“中统钞”急剧贬值,迫使元朝政府对其法定货币进行调整。1287年,元朝政府发行了新的纸币“至元钞” (zhiyuan chao),并且规定1贯“至元钞”兑换5贯“中统钞”,事实上,“中统钞”已经贬值了80%左右。与此同时,元朝政府特别宣布,“至元钞”是纯粹的法定货币,不能兑换硬通货。最初,为了保持货币稳定,元朝政府限制并减少了“至元钞”的发行,后来,到了14世纪之交,元朝政府的财政官员再次屈服于滥发纸币的诱惑而大量发行“至元钞”。事实上,尽管官方交换比率有利于“至元钞”,但是,市场上“中统钞”的价值始终都等于或大于“至元钞”。市场之所以给予“中统钞”溢价,是因为“中统钞”可以兑换白银,而“至元钞”却不能。无论如何,在私人交易中,旧的宋朝硬币和白银比新的明朝纸币更受欢迎,此时,越来越多的人怀疑纸币,拒绝接受纸币。1309年,明朝政府又进行了另外一次货币改革,发行一种新的纸币“至大钞”(zhida chao),尽管“至大钞”也不能兑换白银,但却正式以白银为单位标明币值,元朝政府还第一次试图通过铸造铜钱来配合新纸币的发行。不过,新的硬币(铜钱)一离开铸币厂就从流通中消失了,与已有的纸币相比,被过高估值的“至大钞”一直没有为人们所接受。1311年,元朝政府宣布,停止发行“至大钞”和铜钱。屈服于私人贸易中的习惯,元朝政府重新把“中统钞”作为价值标准,并且取消了黄金和白银不能作为交易媒介的禁令。 
    明朝(1368-1644年)的建立,拉开了中国古代纸币历史的最后一幕。明朝第一任皇帝是朱元璋(年号洪武,大约是1368-1398年),朱元璋的最初计划是恢复历史悠久的铜钱作为货币本位,但是,明朝的铜矿无法生产出足够的金属来铸造份量充足而又便宜的硬币。1375年,朱元璋决定引入他自己的纸币-----“大明通行宝钞”(Da ming tongxing baochao),简称“大明宝钞”( Da ming baochao)。朱元璋试图让“大明宝钞”成为最主要的交易工具和税收支付工具,而铜钱则继续作为补充。与元朝的纸币十分相近,“大明宝钞”的面额较小,从100文到1贯。当时,非铸币白银是事实上的货币本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巩固纸币的地位,明朝政府明令禁止贵金属作为交易媒介使用,并且,明朝政府从一开始就明确规定“大明宝钞”不能兑换铜钱或其他任何金属货币。 
    于是,“大明宝钞”在市场上饱受冷遇,人们拒绝接受和使用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元璋需要庞大的财政支出,而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远远不能满足的。因此,从一开始,“大明宝钞”就未能保持其面值,在其后的20年中,在纸币与铜钱之间犹豫不决的明朝政府突然转向,1394年,在“大明宝钞”价值下降到不足面值20%时,明朝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即禁止在市场交易中使用它自己发行的货币,随之发生的经济混乱进一步加速了“大明宝钞”的贬值,迫使人们逃向白银。尽管明朝政府明令禁止在交易中使用白银,至到朱元璋在位的末年仍然在反复强调的这一禁令,但是,白银是实际上的交易的价值标准,这一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 
    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年号永乐)的经济大臣更加肆无忌惮。永乐年间的海外探险,包括著名的郑和船队海外探险,以及明朝皇帝决定把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等活动都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最终造成了持续增加的财政赤字,这些赤字显然是无法通过印制更多纸币来解决的。15世纪30年代,明朝政府终于屈服于现实,放弃了它自己发行的纸币——“大明宝钞”,被迫承认白银在私人交易中的主导地位。后来,明朝政府逐步把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即税收转为用白银支付,并且停止了纸币发行和铜钱铸造。尽管白银没有用于铸币,但是,白银一直是明朝和后来清朝(1644-1911年)的价值标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6世纪以来,中国陆续从日本和美洲西班牙进口了大量白银。在财政危机时期,比如,在1644年明朝灭亡时、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都有人建议政府恢复纸币印制和发行,但是,都被驳回了。在19世纪,中国的和外国的私人银行开始发行可转让票据。由于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之后,中国的中央政府日益虚弱,已经失去了发行统一货币的能力。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极具破坏性的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灾难,清朝政府在这一时期发行了纸币,但使用的时间很短。一直到1935年,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才再次有了统一的纸币体系。 
    中国的纸币历史证明,国家及其财政政策对于保持纸币的价值至关重要。纸币和商品代金券之类的票据在宋朝及其后继诸王朝的财政管理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区作为私人贸易的交易媒介。事实上,宋朝的两种主要纸币——“钱引”和“会子”,也可统称“交子 ”——最初都是由私人放债人发行的。作为交易媒介,尤其是作为远距离的汇款手段,金属货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这就鼓励了纸币作为金融货币的替代品出现了。宋朝政府终于认识到了,他们无法生产出足够的铜钱来满足迅速发展的经济和商业需要,因此,纸币对于经济和商业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接管私人发行的纸币时,宋朝政府重申了一个历史悠久的格言:统治者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管理经济。当然,面对财政危机,宋朝政府和后来的金国政府、元朝政府、明朝政府都未能抵御过度发行纸币的诱惑,结果都出现了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缺乏远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毁灭了一种又一种纸币,以及此后各朝代围绕着纸币的永无休止的争论。尽管这些纸币的这些早期试验最都失败了,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认中国政府在创建纸币体系中的努力和探索,尤其在第一种纸币的诞生地四川。宋朝政府发明、发展了一系列复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制度,包括纸币,使得政府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来调动经济资源。宋朝纸币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作为民众向政府纳税的手段、作为私人进行商品交易的媒介,这的确是一个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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