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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宏观经济学(第六版)
英文书名:Macroeconomics,6/e
作    者:【美】N·格里高利·曼昆
出 版 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版次印次: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丛书系列:
开    本:185mm*260mm
字    数:744 000
定    价:¥69
ISBN:978-7-300-10471-3/F·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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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 

    如果把所有经济学家首尾相接,他们也够不着一个结论。 
                ——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提供一个可直接用于政策的无可争议的结论。它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教条,它是一种思维工具,可以帮助掌握了这种工具的人得出正确结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本书的第1章说明了宏观经济学的目的是理解经济事件并改善经济政策。既然我们已经建立并运用了宏观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的许多最重要的模型,现在我们可以评价宏观经济学家是否达到了这些目标。 
    当今任何一种对宏观经济学公正的评判都应该承认,这门科学是不完善的。有一些几乎是所有宏观经济学家都接受的原理,我们在试图分析事件或形成政策时可以依靠这些原理。但还有许多经济问题仍然是有争论的。在这最后一章,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结论,并讨论一些最迫切但尚未解决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的四个最重要的结论 

    我们从本书反复提及而且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的四个结论开始。每个结论都告诉我们政策在长期或短期会如何影响一个关键的经济变量——产出、通货膨胀或失业。

    结论1:在长期,一国生产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决定了其国民的生活水平 

    在第2章中所介绍并运用于全书的所有经济运行的衡量指标中,经济福利的最好的衡量指标是GDP。实际GDP衡量经济中产品与服务的总产出,因此,也就衡量了一国满足其国民的需要和欲望的能力。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几乎什么都更多——更大的住房、更多的汽车、更高的文化水平、更好的医疗保健、更长的寿命和更多的互联网链接。也许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GDP的水平和增长。 
    第3章、第7章和第8章中的模型确定了GDP的长期决定因素。在长期,GDP取决于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以及把资本与劳动变为产出的技术。当生产要素增加或当经济更好地把这些投入变为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时,GDP就增长了。 
    这一结论有一个明显而重要的推论:在长期中公共政策只有通过改善经济的生产能力才能使GDP增加。决策者可以用许多方法尝试达到这一点。提高国民储蓄的政策——无论是通过较高的公共储蓄还是较高的私人储蓄——最终都会促使更多的资本存量。提高劳动效率的政策——例如,改善教育或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使资本与劳动的使用的生产率更高。改善一国的制度的政策——例如对官场腐败的制裁——导致更多的资本积累和对经济资源更有效的使用。所有这些政策都提高了经济中的产品与服务的产出,从而提高了生活水平。然而,什么是提高经济的生产能力的最好方法还不太清楚。 

    结论2:在短期,总需求影响一国生产的产品与服务的数量 

    尽管经济供给产品与服务的能力是长期中GDP的唯一决定因素,在短期,GDP还取决于产品与服务的总需求。总需求至关重要是因为短期中价格是黏性的。第10章与第11章中建立的IS—LM模型说明了是什么因素引起了总需求的变动,从而引起了GDP的短期波动。 
    由于总需求在短期影响产出,所有影响总需求的变量都可能影响经济的波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对货币与产品市场的冲击往往引起产出与就业的逐年变动。由于总需求的变动对短期波动是至关重要的,决策者对经济进行着密切的监视。在作出任何一种货币或财政政策的变动之前,他们想知道经济是处于繁荣,还是走向衰退。
 
    结论3:在长期,货币增长率决定通货膨胀率,但它并不影响失业率 

    除了GDP之外,通货膨胀和失业属于最密切地受到注视的经济运行的衡量指标。第2章讨论了如何衡量这两个变量,以后各章建立了模型来解释它们是如何被决定的。 
    第4章的长期分析强调了货币供给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最终决定因素。这就是说,在长期中,当且仅当中央银行发行了越来越多的货币时,通货的实际价值才会随时间下降。这个结论可以解释我们在美国观察到的通货膨胀率每10年间的变动,以及不同国家不时经历的极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 
    我们也看到了高货币增长和高通货膨胀的许多长期效应。在第4章中我们看到了,根据费雪效应,高通货膨胀提高了名义利率(从而使实际利率保持不受影响)。在第5章中,我们看到了高通货膨胀引起外汇市场上货币的贬值。
    失业的长期决定因素是十分不同的。根据古典二分法——在决定实际变量上名义变量的无关性——货币供给的增长在长期中并不影响失业。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看到的,自然失业率由离职率与就职率(不是就业率。——译者注)决定,离职率与就职率又由寻找工作的过程和实际工资的刚性决定。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持久的通货膨胀与持久的失业是相互无关的问题。为了在长期与通货膨胀作战,决策者必须降低货币供给的增长。为了与失业作战,他们必须改变劳动市场的结构。在长期,不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取舍关系。 

    结论4:在短期,控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决策者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取舍 

    尽管通货膨胀与失业在长期中是无关的,在短期这两种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取舍关系,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说明了这种关系。正如我们在第13章中所讨论的,决策者可以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这减少了失业并提高了通货膨胀。他们也可以用这些政策紧缩总需求,这就增加了失业,并降低了通货膨胀。
    只有在短期中决策者才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固定的取舍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由于两个原因而移动。第一,诸如石油价格变动之类的供给冲击改变了短期取舍关系;不利的供给冲击向决策者提出了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之间的困难选择。第二,当人们改变通货膨胀预期时,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取舍关系也改变了。预期的调整保证了这种取舍关系只在短期中存在。这就是说,只有在短期中失业才偏离其自然率,只有在短期中货币政策才有实际效应。在长期中,是从第3章到第8章的古典模型所描述的世界。

宏观经济学四个最重要的未解决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意的普遍结论。现在我们转向仍然存在争论的四个问题。一些分歧是关于不同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另一些分歧涉及经济理论应该如何运用到经济政策中。 

    问题1:决策者应该如何尝试提高经济的自然产出水平增长率? 

    经济的自然产出水平取决于资本量、劳动量以及技术水平。任何一种旨在提高长期产出的政策都必须以增加资本量、改善劳动的使用,或提高现有的技术为目标。然而,并没有一种简单而无代价的方法来达到这些目标。 
    第7章与第8章中的索洛增长模型说明,增加资本量要求提高经济的储蓄率与投资率。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鼓吹提高国民储蓄的政策。但索洛模型还说明,增加资本存量要求有一个现在一代人减少消费的时期。一些人认为,决策者不应该鼓励现在一代作出这种牺牲,因为技术进步将保证子孙后代比现在一代更好。(一位诙谐的经济学家问道,“子孙后代为我做了什么?”)即使那些主张增加储蓄和投资的人们对如何鼓励增加的投资,以及应该投资于私人拥有的工厂和设备,还是投资于道路和学校之类的公共基础设施等问题,看法也并不一致。 
    为了改善经济对其劳动力的使用,大多数决策者都愿意降低自然失业率。551但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所讨论的,我们观察到的失业的巨大国际差异和我们在一国之内看到的失业率在时间上的巨大变动,说明自然失业率并不是不变的常数,而是取决于一国的政策和制度。减少失业还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任务。自然失业率通常可以通过减少失业保障津贴(从而提高失业者的寻职努力程度)或降低最低工资(从而使工资接近于均衡水平)来降低。但这些政策也会伤害一些最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因而在经济学家中还没有达成共识。
    在许多国家,产出的自然水平由于制度的缺乏而被压低,这些制度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美国公民今天不会担心革命、政变或内战。一般地,他们相信警察和司法系统会维护法律,保持秩序,保护财产权,实施私人合同。然而,在没有这些制度的国家,人们面临错误的激励:如果创造具有经济价值的事物比从邻居家偷窃更加可靠,经济就不可能繁荣昌盛。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建立适当的制度是世界穷国加速增长的先决条件,但改变一国的制度需要克服一些困难的政治障碍。 
    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提高技术进步率是公共政策最重要的目标。索洛增长模型证明,生活水平的持久提高要求持续的技术进步。尽管有许多关于新内生增长理论的著作(这种研究强调了决定技术进步的一些社会决策),但经济学家仍不能提出保证技术高速增长的可靠的处方。好消息是1995年前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加快了,结束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生产率增长减缓的情形。然而,我们仍然不清楚,这一幸运的发展将持续多长时间,它是否会向世界的其他部分扩散。 

    问题2:决策者应当尝试稳定经济吗? 

    第9至13章展开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模型说明了各种经济冲击如何引起经济波动,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影响这些波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决策者应该把这种分析用于稳定经济的尝试。他们相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尝试抵消这些冲击,以便使产出和就业接近其自然水平。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14章中所讨论的,一些人怀疑我们稳定经济的能力。这些经济学家援引了经济决策中内在的长而多变的时滞,经济预期的不良记录,以及我们对经济的仍然有限的了解。他们的结论是,最好的政策是无为而治。此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决策者往往是机会主义的,或遵循前后不一致的政策。他们的结论是,决策者不应该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斟酌处置权,而应该承诺遵循固定的政策规则。或者,至少他们的斟酌处置权应当受到某种限制,就像中央银行采取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政策的情况那样。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经济稳定的利益——假定稳定是可以实现的——是大还是小。在自然失业率没有任何变动的情况下,稳定政策仅仅是减少了围绕自然率的波动的幅度。因此,成功的稳定政策既会消除衰退也会消除繁荣。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稳定的平均收益很小。 
    最后,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第9至13章建立的经济波动模型,该模型假设黏性价格和货币的非中性。根据我们在第19章中所讨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波动是经济对技术变动的最优反应。这个理论提出,即使稳定经济是可能的,决策者也不应该这么做。 

    问题3:通货膨胀的成本有多大,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有多大? 

    每当物价上升时,决策者就遇到了是否要采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的问题。要作出这一决策,他们必须比较允许通货膨胀持续下去的成本与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但经济学家对这两种成本都不能提供一个准确的估算。 
    通货膨胀的成本是经济学家和门外汉往往无法达成一致的一个问题。当20世纪7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达到每年10%时,舆论调查表明公众把通货膨胀当做主要的经济问题。然而,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讨论的,当经济学家试图确定通货膨胀的社会成本时,他们仅仅指出了鞋底成本、菜单成本、非指数化税制的成本,等等。当各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这些成本变大,但对大多数主要经济所经历的适度通货膨胀率而言,这些成本看来并不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公众混淆了通货膨胀与和通货膨胀相伴而来的其他经济问题。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生产率和实际工资增长的减缓;一些门外汉把通货膨胀当做实际工资放慢的原因。然而经济学家犯错误也是可能的:也许通货膨胀实际上是成本极为高昂的,但我们还没有想出这是为什么。 
    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是经济学家之间常常存在分歧的一个题目。正如我们在第13章中所讨论的,标准的观点——它由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是降低通货膨胀要求一个低产出和高失业的时期。根据这种观点,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可以用牺牲率来衡量,牺牲率是为了使通货膨胀下降1个百分点所必须放弃的一年GDP的百分点数。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会比牺牲率的标准估算所指示的低得多。根据第13章讨论的理性预期方法,如果提前宣布反通货膨胀政策,而且这种宣布是可信的,人们就将很快调整自己的预期,这样反通货膨胀就不需要产生衰退。根据第19章所讨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价格是有伸缩性的,货币是中性的,因此,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不会影响经济中产品与服务的产出。 
    其他经济学家认为,反通货膨胀的成本远远大于标准的牺牲率估算所表示的。第13章所讨论的滞后性理论提出,反通货膨胀政策所引起的衰退可能提高自然失业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反通货膨胀的成本就不仅仅是暂时的衰退,而是持续的较高水平的失业。 
    由于对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的成本尚有争议,所以,经济学家有时向决策者提出了不一致的建议。也许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对低通货膨胀的利益和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好方法达成共识。 

    问题4:政府债务是一个多大的问题? 

    政府债务是决策者之间常年累月辩论的问题。在美国,1980—1995年,巨额预算赤字使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翻了一番——这是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事件。尽管联邦政府的预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得到控制,甚至变成了盈余,但是当衰退、战争和税收政策的变化使赤字再度出现时,情况在21世纪初发生了逆转。然而,长期财政前景甚至问题更大。许多经济学家相信,随着大量“婴儿潮一代”达到退休年龄并开始吸收政府对老年人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医疗福利,预算赤字可能会更大。 
    本书中的大多数模型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持有传统的政府债务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当政府有预算赤字并借债时,降低了国民储蓄,从而导致低投资和贸易赤字。在长期,这导致较少的稳定状态资本存量和更多的外债。那些持有传统观点的人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债务把负担放在子孙后代身上。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15章所讨论的,一些经济学家怀疑这一估价。李嘉图政府债务观点的支持者强调,预算赤字仅仅代表用未来税收替代现期税收。只要像第16章介绍的消费理论所假设的那样,消费者是向前看的,他们就将用现在储蓄来弥补他们及其子女未来的应负税款。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债务对经济只有很小的影响。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财政政策的标准衡量指标缺陷太多以致用处不大。政府有关税收与支出的选择对不同世代的福利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许多这样的选择没有反映在政府债务的规模上。例如,社会保障福利和税收的水平决定了老年受益人与工作年龄纳税人的福利,但预算赤字的度量没有反映这一政策选择。根据这些经济学家的看法,我们应当停止把注意力集中在政府债务的规模上,而要集中关注财政决策的长期代际影响。


结论 

    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必须对付模棱两可的状况。宏观经济学的现状提供了许多见识,但它也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对经济学家的挑战是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并扩大我们的知识。对决策者的挑战是用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知识去改善经济运行状况。这两种挑战都是令人畏惧的,但都不是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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