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晶工作室
 
工作室随笔  
梁晶:学术出版与学术交流 2009-02-19
 
    我叫梁晶,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老师。我曾经从学校到出版社工作,六年前又从出版社回到学校。我有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就是梁晶工作室。我主编了一套丛书,就是《经济科学译丛》。 10 年来,我的工作室做了两件事,一是引进西方经济学最经典的教材,二是推动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促进国内经济学教育水平的提高。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在国内,特别是在高校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回顾我们的工作,需要从10年前说起。10 年前,中国经济已在改革开放时期,但是经济学教育的状况远远落后于改革开放的形势,国内的经济学教育还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模式,而西方经济学只能作为一种流派在课堂上被介绍。而在国外,“西方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早已被全世界认同,无论在北美、欧洲,或是亚洲国家,经济学教育的体系是一致的,经济学教材的框架是相同的。国内经济学教育的落后现状使学生们不满。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90 年代初期,我和一些国内的学者希望能够做点事来改变这种现状,经过讨论,我们决定把国外经济学各学科中最好的教材介绍给中国的学生。当时我们是在各种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中开始了这个工作。工作的初期阶段非常艰难,但是在以后的几年里,改革的意识在经济学教育领域产生了作用,希望对经济学教育改革的声音越来越高,我们得到的支持和响应也越来越多。用了几年时间我们把经济学最好的教材几乎都翻译成中文出版了。 
    我们的工作之所以有一定影响,我想有四个原因:一、我们比较早的在国内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我这里引用两位学者的话来说明,林毅夫在最近纪念《经济科学译丛》十周年的会上说“如果把过去一个世纪所做的努力总结起来,《经济科学译丛》当之无愧地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因为它出版时间最长,出版书目最多,影响也是最大。这套丛书不仅为经济学教科书以及相关图书的出版重新确立了一个新的出版格式和标准,同时也为国内关于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讨论打下了一个共同的研究基础。今天不管我们对经济现象和政策分析是否相同,但基本上我们所用的语言都是相同的。这与这套丛书在过去十年所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张维迎在同一个会上说“我认为十年前有两件大事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件事是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另一件事就是《经济科学译丛》的出版。当时在选择这套丛书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所有接受这项任务的人都感到责任重大。翻译书不是新鲜事,100多年来一直在翻译,在改革开放以后,有如此的气势,出版这些优秀教材,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从这俩位学者的话里能够感受到《经济科学译丛》10年来对经济学教育的影响。二、我们创立了一种新的出版模式。首先在选题上,十年前,我们就改变不是由出版社说出什么或不出什么书,所有译丛的选题都是学者决定,我和一大批海内外学者在全世界范围内选书,出版社不干预。同时我们在国内组织最强的翻译力量,并且整个翻译过程在我们严格控制之中,确保了翻译质量。另外我们在开本、封面和版式上创新。我们首先把教科书做成16开的版本,封面和版式上非常下功夫。三、我们非常重视宣传的作用。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99年我们出版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在出版前我一直想如何让读者了解这是一本好书,当时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已经出版了,并且影响非常大,这除了他的经济学在体系上创新的原因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非常有名,他当时是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经济学多个领域都有杰出贡献,那时人们都确定他早晚会获诺奖,所以对于斯蒂格利茨和他的经济学的宣传就容易的多,而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在美国也只是第一版,我访问过曼昆,他比我年龄小,除了他在宏观理论上的工作成就被人们知道外,并没有斯蒂格利茨那样的的影响。我需要中国的读者了解这本书,我要让读者除了了解书之外,还要让读者了解他这个人。后来我就让当年在哈佛读过书,现在在国外都是非常著名的几位经济学家每人写一篇关于曼昆或他这本经济学的文章,由于他们每个人都和曼昆熟,文章写的非常生动,曼昆中国人不了解,可是写这些文章的人,中国读者很了解,这些文章光明日报发表之后,国内许多报纸转载,加上我们搞的报告会,这本书一下就热起来了。另外我的工作室有一个网站,对于我们出版的书都有介绍,你能了解学者对于这本书的评论,同时能够了解作者的情况,我们和读者还有多方面的互动。四、我们把出版和学术交流结合起来。这一点我下面要着重谈到。 
    我们在学术交流方面做的工作有培训、讲座和学术讨论这样几种形式。
    一、培训。中国是一个大国,学经济学的学生有 100 万以上,但是全国各高校的教学水平差距非常大,我们缺少好的师资,没有现代经济学训练的老师,无法使用这些教材的。于是从 98 年起,我们每年对全国高校的教师进行经济学不同学科的培训(例如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的培训,14讲。国外学者参加,全国 300 位大学老师参加)。(产业组织理论、货币金融学、财政学、转型经济学、等等)我一定是把作者请到中国来,而作者一定是这个领域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请他们来给中国的教师上课。这种方法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想想 10 年前我们那个学校能开计量经济学或是博弈论的课,而目前在多数大学已经不成为问题。 
    二、讲座。这 10 年来我们做得最多的一个工作是开办各种学术讲座。我出版的书的作者都是美国或欧洲著名的经济学家,我与他们保持联系,我访问他们,也邀请他们来访问。我们在一些大学开办讲座,较多的是在人大开办的讲座,我们每个学期,都会给学生办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专题讲座,参加人非常多。学生的热情和求知欲望不断地刺激着我们,使我们这些年把学术交流活动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去做。
    三、学术讨论。这几年我们还办过一些学术讨论会,这种学术讨论会已经扩大到学校以外的领域。99年道琼斯工业指数第一次突破一万点大关。美国股市面临泡沫,2000年希勒的《非理性繁荣》出版,书在美国家喻户晓,我2001年出版这本书,当时中国股市的泡沫,吴敬琏的话引起反映。如何让人们冷静地思考比如说希勒和吴敬琏的对话“中国金融走向理性繁荣”,是一个金融的话题,有财经官员当天说。有 1000 人参加,多数是金融领域的人参加这种活动,200多家媒体,国内所有媒体都有相关报导。这样的话题无论在会场上下,或是通过媒体的报导和讨论,都引起人们许久的关注和思考。 
    有一篇文章说梁晶工作室是经济学的“驿站”,我不知作者是从何诠释“驿站”的含义,但的确,我们的工作室人来人往,就像一个驿站,今天你来了,明天他走了,他们都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 
    我前面说了我现在是人大财政金融学院的老师,这几年我在院里分管金融实验班的工作。这几年我在教学改革上花了不少时间,我们在做一个实验,改造传统的课程体系。 
    今年是《经济科学译丛》出版十周年,一个月前由七所经济学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发起了一个“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纪念《经济科学译丛》出版十周年”的活动,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和全国主要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都来了,会议开的非常热烈,会议期间“新浪·财经”网做了头条新闻报导和实况转播。会上我们总结了过去十年的工作,探讨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未来。我们虽然感到经济学教育比起十年前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更感到任重而道远,我们仍然有非常紧迫的工作要做。 


    出版社往往希望从商业角度理解一本书的成功,非常遗憾,在这方面我不能给出什么经验,当年出版社还不那么重视商业利益,我做的事从开始就没有从商业角度考虑问题,那时为了说服出版社同意出版这些翻译教材,我要一遍遍向出版社解释这些教材不会赔钱,但是能不能赚钱我不知道,也没想,觉得只要不赔钱,出版社能支持就好。但是目前来看,我们出的书,除了产生了社会影响,商业上也获得了成功,但这一切,并不归功于我,这要归功于改革开放的环境和中国有 100 多万学经济学的学生。我们的成功只在于,在非常困难的政治环境下,比较早,而又非常坚定地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的学术活动,吸引了不少人,因为我们总是把国外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请到中国来,十年来在这方面,我们花了不少钱,但是我们的学术活动从来不收费,周围的人不理解我为什么坚持这样做,因为如果我们收费,我们的学术活动也能获得商业利益,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怕我们的学术活动变味,我想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事不该和钱联系起来吧。

摘录学者在纪念〈经济科学译丛〉出版十周年会议的讲话: 
    如果把过去一个世纪所做的努力总结起来,《经济科学译丛》当之无愧地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因为它出版时间最长,出书目最多,影响也是最大。这套丛书不仅为经济学教科书以及相关图书的出版重新确立了一个新的出版格式和标准,同时也为国内关于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讨论打下了一个共同的研究基础。今天不管我们对经济现象和政策分析是否相同,但基本上我们所用的语言都是相同的。这与这套丛书在过去十年所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要祝贺《经济科学译丛》这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其实回顾一下,我认为十年前有两件大事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件事是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中心通过人才的引进和一些教育体系的改革,为中国的大学经济学教育做了一些事情。另一件事就是《经济科学译丛》的出版。记得当时在选择这套丛书的编辑过程当中,是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所有接受这项任务的人都感到责任重大。翻译书不是新鲜事,100多年来一直在翻译,在改革开放以后,有如此的气势,宣传最新版的优秀教材,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中国大学经济学教育正处于转型期,《经济科学译丛》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包括引进和开放的长期性。《经济科学译丛》在中国教育界当中存在的价值,没有十年的努力,要想说出让人尊敬的话是不大可能的。一定要有不断进步的积累。经济学教学的开放,是我们的需要,是经济学教育事业发展的趋势,更是艰难的探索。《经济科学译丛》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学开放的见证,更是一个新的开端。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梁晶和她的同事做的工作,最重要的意义是以民间创新的方式建立了一个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新的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多不是领导设计的,而是民间创新,然后领导认可。中国经济学应该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如果不克服一些中国文化固有的障碍,中国经济学想要成为世界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对人类经济科学有所贡献,我认为还有很大距离。
                ——陈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写于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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